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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要：当美术馆的场域边界随艺术实践不断消融，“艺术溢出”便不再是简单的空间拓展，而是深入城市肌理、回应市民生活的文化实践。本文以“艺术溢出”与“烟火指数”的关联为框架，探讨美术馆的能量场如何突破馆墙限制，扎根于城市空间的本土特质与市民的日常体验。文章以三联人文城市奖颁奖典礼落地西村大院为引，结合“腾挪”艺术项目、盒子美术馆、湖南美术馆、苏州当代美术馆、深圳坪山美术馆、山东美术馆以及2025年“烟火指数·成都双年展”户外展等案例，从多维度探讨美术馆的“艺术溢出”并非指艺术作品从展厅到城市空间的物理挪移，亦非狭义的公共艺术。其核心是突破“城市会客厅”的聚合性定位，转型为“城市文化驱动器”、城市情感的建构者等更具责任感的开放性实践，以及“艺术溢出”所面临的问题。

　　摘要：当美术馆的场域边界随艺术实践不断消融，“艺术溢出”便不再是简单的空间拓展，而是深入城市肌理、回应市民生活的文化实践。本文以“艺术溢出”与“烟火指数”的关联为框架，探讨美术馆的能量场如何突破馆墙限制，扎根于城市空间的本土特质与市民的日常体验。文章以三联人文城市奖颁奖典礼落地西村大院为引，结合“腾挪”艺术项目、盒子美术馆、湖南美术馆、苏州当代美术馆、深圳坪山美术馆、山东美术馆以及2025年“烟火指数·成都双年展”户外展等案例，从多维度探讨美术馆的“艺术溢出”并非指艺术作品从展厅到城市空间的物理挪移，亦非狭义的公共艺术。其核心是突破“城市会客厅”的聚合性定位，转型为“城市文化驱动器”、城市情感的建构者等更具责任感的开放性实践，以及“艺术溢出”所面临的问题。

　　2025年深秋的成都，三联人文城市奖颁奖典礼落地西村大院。这座助力刘家琨获得普利兹克奖的建筑，被称为“成都火锅”。该建筑的设计，完成了一次从理念到对人的感知与行动的重新整合。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复调空间，退去了颁奖礼的精英化滤镜，竹影婆娑与茶馆喧嚷共振，学术论坛的思辨与球场的欢呼交织，颁奖嘉宾与遛弯市民的身影在屋顶跑道中自然相融。在这样的氛围下，开场演出将十个透明盒子里个人化的寻常故事，化作叩击心灵的情绪节拍；辛波丝卡的诗行折成纸飞机，掠过人群时，竟让钢筋水泥的院落长出了温柔的触角，这的确印证了“城市是人与情绪的相遇场”。(图1）以“故事剧场”为题，五个英文单词——Stories（故事）、City（城市）、Emotion（情感）、Now（当下）、Eternity（永恒）——共同组成了一个关于“城市现场”的关键词体系。城市因此被理解为一个不断被叙述、被观看、被生活的场域，每一个当下都可能成为永恒的片段。〔1〕这一场景犹如一记响指，提示着城市发展评价体系还有另一重维度。长久以来，摩天楼高度、GDP增速等硬核指标主导着城市竞争的话语体系，我们所从事的美术馆工作也被视为“面子工程”，进而被窄化为具有精英感的、冷漠的白盒子，与生活、与人常处于疏离状态，而实际情况与实际作用恐怕并非如此。所以，笔者试图借由美术馆机制来揭示城市发展中艺术的价值，特别是与之相连的“城市情感”的塑造。这也是衡量一座城市品牌价值、人文厚度、精神凝聚力，以及可持续发展潜能的重要标尺。而本文所强化的“艺术溢出”与“烟火指数”的共生关系，则是联结艺术与人、人与城市至关重要的情愫黏合剂。

　　其三，在人类行为学层面，艺术溢出摒弃单向输出模式，通过共创工作坊、社区艺术计划等形式，激发居民从“观众”到“共创者”的身份转变，以“参与式激励”培育城市文化主体。人类行为学家亚伯拉罕·马斯洛（Abraham Harold Maslow）的需求层次理论亦可佐证，自我实现指的是“人对于自我发挥和自我完成的欲望……一种使人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”〔4〕。当市民参与艺术创作时，其归属感与自我实现的需求得到满足，进而深化他们对城市的情感认同。

　　这种价值重构的落地，依托“空间激活”与“日常介入”两大核心方法论。“空间激活”并非对城市空间的颠覆性改造，而是策展人以“空间裁缝”的姿态，精准唤醒城市的闲置空间与灰色地带。而“日常介入”则要求美术馆摒弃宏大叙事，俯身打捞日常的情感碎片。这些实践精准触达市民的情感需求，让艺术成为连接个体与城市的纽带，成为城市生态中有机的一部分。诚然，“艺术溢出”就是让观众从看展览的“任务”中解放出来，在生活里与艺术不期而遇，甚至朝夕相处，相互成就。

　　“烟火指数”的提法源于对2025年成都双年展主题的延伸阐释。(图2）该主题将“烟火”与“指数”两个概念加以聚合，从而衍生出一系列与“人人之烟火”息息相关的共情场域。“烟火”对中国人而言，是一个极具情感指向性的名词，是生活中最鲜活的象征符号，是周而复始的日子，承载着群体的记忆与温情。“指数”是依据一定的统计原理和方法，表示一个变量在一定时间或空间范围内变动程度的相对数。在人类社会快速变化的当下，展览通过引入统计学概念进行了一次微观生活层面的跨界运算。

　　“烟火指数”这一主题与成都特色商业街区所发布的一个同名综合指数不谋而合。该指数每季度发布一次，并进行年度汇总，覆盖成都215条特色街区，分综合类、特色类、夜间类三类榜单，综合反映人气、文明、幸福、活力四大指数。2025年，该指数进行了升级，不仅关注市井气息、商业活力、游客体验、民生服务、数字赋能和夜间活力等方面，更强化了文化底蕴的价值。这对美术馆作为公益性文化设施的工作方式也很有借鉴意义。“烟火指数”甚至可以作为衡量艺术项目策划实效的重要维度，本质是对艺术介入城市、城乡接合部乃至乡村的社会价值的综合量化与质性评估，涵盖五个子维度。

　　2009年，发源于广州小洲村的“腾挪”艺术空间为美术馆的“溢出”提供了启发。这一并非预设概念的在地实践，以6平方米的民宅橱窗式展览为载体，采用24小时免费开放的展览模式，在7年时间里举办了68场展览〔6〕，成为艺术介入日常生活的最小实验样本。其核心逻辑在于不干预艺术家的创作自由，以非商业、低成本的运营方式，让艺术自然融入生活，最终成为日常的有机组成部分——房东甚至会因展览暂停、生活场景的缺失而感到不安。这种深度融入正是艺术溢出的核心价值所在。“腾挪”没有宏大的宣言，却以最微小的切口，完成了艺术从美术馆到市井的迁徙。这表明，“艺术溢出”不是一种姿态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渗透。随着实践的深化，“腾挪”所蕴含的空间激活、日常介入理念逐步扩散，衍生出深圳盒子艺术空间、顺德盒子美术馆和松山湖盒子美术馆（图3）等形态的延伸实践，实现了从城乡接合部到商业空间、休闲场景的迁移，形成“从一棵树到一片森林”的扩散效应，印证了艺术从个体性介入到溢出的多元适配能力。

　　深圳坪山美术馆是一座区级美术馆，近年因举办一系列具有先锋性的展览而备受关注。其中，最具先锋性的是“日常艺术超市”展览。该项目将美术馆功能植入“超市”这一生活化场景：馆内陈列的并非昂贵艺术品，而是艺术家与居民共同改造的废旧物品，同时兼具技能交换、物物置换的功能。〔7〕它的珍贵之处在于为移民城市的情感建构提供了独特的解决方案。开业当日，不仅坪山本地居民踊跃参与，更有广州、中山等地的“灵感采购员”慕名而来。家庭主妇在艺术化的锅碗瓢盆里发掘生活创意，年轻人在技能交换中结识同好，老年人在旧物新生中触摸时光温度。美术馆还为这一超市单独开了一扇门，让参与者的进出成为日常。这种权利，让居民有了与美术馆更平和、更亲近的情感连接。从社会学角度看，该项目为深圳这座年轻的移民城市搭建了社群联结的平台，缓解了居民的疏离感；从心理学层面分析，熟悉的超市场景消解了艺术的高冷感，让居民在放松的心态中感受艺术的亲和力；从公共关系学视角看，美术馆通过这一实践，实现了从“文化权威”到“生活伙伴”的身份转型。这种生长于烟火气中的艺术实践，将都市人的疏离感转化为归属感，充分彰显了“艺术溢出”驱动城市情感的实践价值。

　　即将在2026年开馆的苏州当代美术馆，根植于苏州工业园区30年的高速发展、文化积淀与美术馆等文化设施的运营经验，启动“艺术溢出”实践，推出“空间生产力”系列。例如，在关注都市周边荒野、“视觉盲区”的“都市荒野侦探”项目中，艺术家赵仁辉以“挖掘被忽略的生命”为创作主题，展开长时间调查，将奥体中心橱窗转化为野生动物影像展场。〔8〕 (图4）再如，聚焦居民晚间闲暇时光、开展共创活动的“八点半以后”项目，皆是对工业园区“工作—生活—艺术”一体化需求的精准回应，彰显了长期实践积淀下的策展智慧。〔9〕 (图5、图6）此外，美术馆以湖畔空间为展演场，实现艺术与城市景观的深度融合。例如，金鸡湖畔的《飞翔》雕塑作为园区开发建设30周年的纪念标志，与左岸《圆融》雕塑隔湖相望，不仅是象征中新友谊与未来愿景的文化符号，更让雕塑从静态景观变为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互动的场域，转化为市民日常情感的承载空间——年轻人在此打卡留影，情侣在此约会漫步，各类露天音乐会、文化活动在此举办。苏州工业园区的诸多实践，让艺术真正长成了城市的毛细血管和情感纽带。

　　2024年，㵘·漫·慢首届湖南公共艺术季，以“在地性”“城市情感”为切入点，对抗当代都市的快节奏焦虑。“㵘”，四水叠加，隐喻湖南历史上“三湘四水”的概念，由展览所建构的矗立于多地的“驿亭”为引线，覆盖“四水”所涉及的城市；“漫”是渗透，是扩展，即借助漫延的方式联动美术馆周边区域，重建周边的景观乃至各流域的主要城市与乡村，并开展活动；“慢”是对“效率焦虑”的对抗，进而强化“慢生活”的态度，尤其是以长沙为中心的“在地性”城市性格。“㵘、漫、慢”的叠音对公众来说，在传播过程中由陌生到熟悉，甚至成为口头禅。再加上馆方公共教育活动的配合，美术馆化身为某种城市情感、生活态度的生发者与塑造者。这一系列组合拳的使用，使该项目顺理成章地受到了公众（尤其是周边居民）的喜爱。该项目也深度契合米歇尔·德·塞托（Michel de Certeau）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。德·塞托认为，日常生活是一种“战术”，居民通过消费、休闲等日常行为，对抗着城市的规训与压迫。〔10〕艺术在此成为居民对抗城市规训的“战术工具”。从心理学视角看，“慢体验”契合正念减压的原理，帮助居民缓解焦虑、放松身心；从社会学角度分析，“慢活动”为居民创造了互动交流的机会，修复了现代社区的人际疏离。这种微观层面的情感疗愈，让美术馆成为城市情感的缓冲带，为“艺术溢出”驱动城市情感提供了另一种实践范式。此项目获得《雕塑》杂志2024年度公共艺术活动大奖，是有其独特价值的。

　　2025年12月19日，“烟火指数·成都双年展”以户外展形式率先启幕，成为成都市美术馆调动天府艺术公园空间潜能、践行“艺术溢出”理念的最新实践。作为成都市美术馆“四馆联动”格局的核心承载地，无论是天府艺术公园融合文化场馆、商业街区、自然景观的“混搭”气质，还是成都画院所在的宽窄巷子等展览空间，都天然成为“烟火气”的最佳组合载体。本届双年展通过系统性策展策略，将这一复合型空间转化为无边界的艺术剧场，并呈现三重维度。

　　其一，空间层面的深度嵌入。策展团队摒弃简单的作品陈列，依据公园地理人文特征进行定制化布局：贝纳·维内（Bernar Venet）4.1米高的钢构作品《无序的弧》矗立于三环路主入口，成为理性与诗意交织的城市门户；隋建国《合古塔》立于中央水舞台，以“以虚写实”理念完成工业质感向人文思考的过渡；黄蔚欣借用最新材料创作的《月茧》，与郑路的不锈钢雕塑《淋漓》分置湖畔。夜间，作品通过编程灯光、湖水映射，成为连接两岸的视觉焦点，从而实现了艺术与空间的共生共融。这种布局让观众在游园中与艺术不期而遇，使“观展”本身成为公园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。 (图7、图8）

　　其二，在地情感层面的共鸣。作品创作深度呼应成都在地文化：陈粉丸《太阳鸟》以剪纸艺术激活墙面，让金沙的古蜀图腾在当代空间苏醒；JUJU WANG《眺望者的花屿》融入芙蓉花意象，日映花影、夜放华光；邓乐的《一路风景》、杨千的《成都·彩虹》将作品、景致与人相融合，在动静中互映；马良+艺奇客团队《招财猫》将唐代“猫招财”文化转化为互动装置，成为市民追捧的合影焦点。这些作品串联起城市文化记忆，让艺术成为烟火生活的情感催化剂。

　　其三，活动层面的动态激活。开幕现场，陶身体剧场以《14》舞段的肢体律动激活场域，“烟火巡游”中西洋管乐与摇摆舞邀约市民共舞，亮灯仪式让艺术装置与场馆建筑灯光交相辉映，构建起“可漫步、可触摸、可共鸣”的艺术体验。“从城市喧嚣通往静谧水域”的视觉中轴线，使艺术与公园景观自然共生；“烟火”的广度与热度，让市民在生活场景中感受艺术温度。恰如学者王笛在《茶馆：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（1900—1950）》中所言，他将茶馆这一承载大众日常生活的空间看作城市社会的“细胞”，认为“剖析它，能触摸到城市生活的线〕。可见，城市的情感肌理，藏在普通人的日常叙事里。艺术即成日常。2026年2月开启的室内主展则聚焦深度思考，形成从感性体验到理性思辨的完整闭环。这种联动不仅让天府艺术公园突破了传统公园的休闲功能、商业空间的消费功能，延伸成为承载城市情感与文化记忆的公共空间，更印证了成都市美术馆作为“城市文化驱动器”的独特作用。近三届成都双年展不仅成为成都文化的一张金名片，同时也拉动了经济增长，实现了文旅融合，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新样本。 (图9）

　　继“齐白石在北京”项目成功举办后，“齐白石在山东”项目以山东六市五馆联动为骨架，深度践行“艺术空间激活城市”的理论逻辑，生动诠释了艺术的新效能。该项目紧扣齐白石“学我者生，似我者死”的精神，将其真迹与李苦禅、王雪涛、许麟庐等山东籍或与山东有深厚渊源的弟子作品并置，既彰显文脉传承的生命力，更完成了从艺术传承到城市文化基因激活的升维。 (图10）通过“主展+平行展”的集群模式，艺术走进了万象城等商业地标，实现了商业空间与艺术空间的共生共荣。商圈由此成为“流动的艺术展厅”，市民在购物休闲中便能与花鸟草虫的意趣、写意笔墨的神韵不期而遇。这种“多城联动+生活渗透”的实践，以跨城文旅动线、商圈消费增长、非遗文创转化等方式，构建起“艺术溢出”的城市文化新模态。

　　“艺术溢出”与“烟火指数”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价值共生关系，其理论根基可追溯至哲学的“共生论”与社会学的“文化再生产”理论。从共生关系的内在逻辑来看，二者构成了相互依存、相互滋养的动态循环。一方面，城市情感为艺术溢出提供原生的素材与土壤。城市的烟火气，是街头巷尾的叫卖声、邻里间的寒暄语，是老建筑镌刻的时光痕迹，是新社区涌动的生活潮流；居民的生活故事，是个体的喜怒哀乐，是家庭的柴米油盐，是群体的共同记忆。这些真实而鲜活的城市肌理，是艺术创作最宝贵的灵感源泉。脱离了城市情感的艺术溢出，无异于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，只能沦为悬浮于生活之上的“形式美学”。另一方面，艺术溢出为城市情感提供表达与疏导的文化渠道。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与高压力之下，都市人往往面临焦虑、孤独、疏离等负面情绪的困扰，而艺术溢出则以一种温和而诗意的方式，为这些情绪提供了释放的出口——一幅治愈系的公共壁画、一场社区民谣音乐会、一次亲子艺术共创活动，都能成为消解负面情绪的精神良药。同时，艺术溢出通过塑造具有在地性的文化场景，唤醒居民的归属感与幸福感，推动城市情感从“消极消解”向“积极建构”转化，形成情感的正向循环。

　　这种价值共生机制的落地生根，绝非单一主体能够完成，而是需要构建一个多元协同的生态系统。其核心在于打破“策展人—艺术家—管理者—居民”之间的身份壁垒，实现从“自上而下”的艺术投放转向“上下联动”的文化共创。从社会学视角看，这一多元协同格局，是一种“治理共同体”的建构：策展人作为学术引领者，负责把握艺术溢出的方向与深度，避免其陷入商业化或形式化的误区；艺术家作为创作主体，需要深入城市肌理，从在地文化与居民生活中汲取灵感，让作品真正扎根于城市；管理者作为制度保障者，需要提供政策支持与资源协调，为艺术溢出创造宽松的实施环境；而居民作为核心参与者与最终受益者，其意见与需求应贯穿于艺术溢出的全过程——从主题策划到作品创作，从落地实施到反馈优化，居民的参与度直接决定了艺术溢出与城市情感的契合度。唯有当这四方主体形成相互尊重、相互协作的共生关系，艺术溢出才能真正触达城市的精神内核，与城市情感实现深度的价值共生，最终推动烟火指数持续提升，让城市成为既有理性秩序，又有情感温度的精神家园。

　　其一，身份定位的“悬浮化”困境。传统美术馆长期以“艺术殿堂”自居，其策展逻辑、学术话语与运营模式均围绕经典作品的收藏、展示与研究展开，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审美体系。当美术馆试图走出馆舍、介入城市日常时，极易陷入“精英视角”与“大众需求”的错位——部分美术馆将馆藏作品简单复制于公共空间，或将“白盒子”的展览模式直接移植到社区、公园，忽视了在地居民的生活经验与情感诉求，导致艺术作品与城市空间呈现“物理共存却精神疏离”的状态。这种“悬浮式”的艺术溢出，非但无法提升烟火指数，反而可能引发居民的排斥心理，消解艺术与城市情感的共生基础。细究这一困境的根源，是“主体与客体”的关系倒置：美术馆将自身置于“施与者”的主体地位，将居民视为被动接受的“客体”，违背了艺术溢出所倡导的“主体间性”原则，割裂了艺术与生活的内在关联。

　　其二，资源整合的“碎片化”困境。美术馆主导的艺术溢出，需要联动政府部门、社区组织、企业机构与本土艺术家等多元主体，整合空间、资金、人力与文化等各类资源。但在现实操作中，美术馆往往面临“单打独斗”的窘境：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多集中于短期项目，缺乏长期稳定的保障机制；社区组织对艺术溢出的认知不足，难以有效动员居民参与；企业机构的合作多倾向于商业化宣传，与艺术溢出的公共性目标存在冲突；本土艺术家的在地经验未能得到充分重视，其创作与城市文化肌理的联结度不足。这种资源整合的碎片化，使得“艺术溢出”项目难以形成持续的影响力，无法真正转化为提升城市烟火指数的长效动力。从社会学视角分析，这一困境暴露出城市公共文化治理中“协同机制”的缺失，美术馆尚未成为串联各方主体的“枢纽型”机构，难以推动形成共建共享的文化生态。

　　其三，效果评估的“单一化”困境。当前美术馆对“艺术溢出”项目的效果评估，仍沿用传统展览的评价体系，过度关注媒体曝光度、专家评价、参观人次等量化指标，忽视了对居民情感体验、社会关系重构与文化认同塑造等质化维度的考量。这种单一化的评估模式，导致美术馆在实践中过度追求“眼球效应”，热衷于打造大型装置、网红打卡点等视觉化作品，而忽视了那些深入社区、贴近生活的小型共创项目。然而从烟火指数的理论框架来看，艺术溢出的核心价值恰恰在于质化维度的提升——居民在艺术共创中收获的归属感、邻里间因艺术活动重建的情感联结、本土文化因艺术介入焕发的生机，这些才是衡量艺术溢出成效的关键标准。

　　在理念层面，美术馆需完成从“艺术殿堂”到“城市文化连接器”的身份转型，树立在地性、共创性、公共性的核心策展理念。所谓在地性，是指美术馆的“艺术溢出”项目必须扎根于城市的历史文化肌理与居民的生活经验，通过田野调查、社区访谈等方式挖掘在地文化资源，让艺术作品成为城市记忆的载体；所谓共创性，是指打破艺术家与居民的边界，邀请居民参与从主题策划到作品创作的全过程，让艺术溢出成为居民表达自我、联结情感的平台；所谓公共性，是指美术馆需摒弃精英化的审美话语，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艺术，让艺术真正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。

　　在机制层面，美术馆需推动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长效机制。一方面，美术馆应主动与政府部门沟通，推动将“艺术溢出”纳入城市文化发展规划，争取长期稳定的政策与资金支持；另一方面，美术馆应与社区组织建立深度合作关系，将“艺术溢出”项目与社区治理、民生服务相结合，让艺术成为推动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。同时，美术馆应整合本土艺术家、高校科研机构等资源，组建“在地艺术研究与创作团队”，为“艺术溢出”项目提供学术支撑与创作保障。此外，美术馆还需建立一套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效果评估体系，将居民满意度、社会关系改善程度、文化认同提升幅度等指标纳入评估范畴，以此引导“艺术溢出”项目的可持续发展。

　　在实践层面，美术馆可探索分层分类的艺术溢出模式。针对城市核心商圈、历史文化街区、老旧社区、乡村聚落等不同空间类型，设计差异化的“艺术溢出”项目：在历史文化街区，可开展“艺术唤醒记忆”项目，通过更多样的艺术形式还原街区的历史风貌，唤起居民的集体记忆；在老旧社区，可开展“微空间改造”项目，利用艺术手段改造街角、楼道、广场等公共空间，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；在乡村聚落，可挖掘非遗文化等在地性资源，让艺术成为乡村活化的真正引擎。

　　本文以美术馆为原点，借助多学科视角与多元案例，旨在阐释“艺术溢出”并非艺术作品简单的物理空间延伸，“烟火指数”也不是固化的评价方式。二者是基于社会学、心理学、人类行为学的价值重构，通过共情场域的建构，打破艺术与日常的壁垒，实现对城市情感的疏导、激活与升华，构建“场域共生”的可持续形态，进而成为一场艺术体制的自我革新与城市文化的重塑行动。总之，城市的本质是人的集合，城市的灵魂是人的情感。美术馆的实践尤其如此。当美术馆的艺术实践真正走进城市肌理，钢筋水泥的城市便会生长出温暖的情感，成为真正承载普罗大众幸福与记忆的精神家园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